罗大佑 - 亚细亚的孤儿
专辑：未来的主人翁

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
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
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
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

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
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
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
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

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
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
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
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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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的很难过，我们的祖国和民族经历了这么多曲曲折折到了今天的样子，终于迎来了展现自己的机会，却要面对如此的现实。“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，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”。

最近又蹦出了Duke的王千源，生长在中国却有这样发指的观点和言行。王同学显然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，政治上的早慧使她能凭着炒作自由民主就能在牛校读书，又生而逢时的靠藏独在西方世界扬名，看来全家移民美国领几张政治避难卡指日可待了。十几岁就有自己鲜明的政治观点并能以此为业，确实非我辈能及。但我总是酸酸的同情这位20岁就能站在风口浪尖一抒胸臆的小妹妹，希望早慧的她能永远迷醉在自由民主的幻想中，而不会在彻悟后为自己年轻的愚蠢郁郁而终。

　　某天上网时偶尔看到三角地要拆掉的消息，不禁心里为之一震，总觉得难以置信，把关键字敲进百度，发现似乎确有其事。今天在看的时候，原来确实雷厉风行的拆干净了。三角地确只是燕园鸡毛蒜皮的一个小旮旯，也似乎没什么要紧，乱哄哄的贴满了狗皮膏药几块牌子，高峰时候堵着无数人和自行车，风雨天吹的乱七八糟的手绘海报牌……然而心里确实很难受，无助般的仿佛又回到了那片园子。
　　02年拖着行李走进42楼的时候，阴暗的走廊里贴着乱七八糟的海报，便是我对大学的第一印象。以至于我始终对那种凌乱情有独钟，密密麻麻的海报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，方方面面的讲座也让我终于知道自己之前有多无知。那栋楼的212室，迎东漏风的木头窗户总是透过树荫送来清晨的阳光，照着几个经历了漫长夜谈刚睡不久的赖床汉，也看着新36，37崛地而起，看着38，39轰然倒地——当然后一年就是42楼和他的几个连体弟兄的末日。两年后那片连体楼拆掉了，我搬到了硬件好无数的45乙。42楼的回忆是难忘的，两年跟“文科生”的吃喝拉撒，回想起来是我人生中如此意外的收获，只能暗自庆幸了。凌乱的宿舍总是堆满了书、电脑和其他什么东西。在那些拥挤的角落里看了活着，看了大话西游，听了Hotel California和Sound of Silence，传阅完了此间的少年。212宿舍进进出出几个人，无数彻夜长谈是激扬文字还是扯蛋都忘了，记住的只是那几个鲜活的人，空虚的时候总想在回去找他们聊聊，而真的见了面或在电话里，却总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。
　　42楼后面有个华美餐厅，加上北新后面的饺子馆，是北大最好的吃食。某个闲散的上午我起床刷牙，华美那边传来了水煮鱼的麻辣香味，使我神情大振，口水横流。那个记忆使我一直对这道菜充满了虔诚的敬意，后来真的在餐桌上吃到却总觉得没那么神奇。也许那天闻到的香气里包含了那段日子里的自由自在，那种空气不知道是否北大独有，但我确实只在那里享受过。华美和北新都是家常菜，价廉物美，人均十几块就吃的很爽，饭点常常没有位置，可惜的是先后拆掉了。后来的腐败大概菜肴更精致可口，但总是没了那两家的感觉。
　　三教四教是北大教室破烂的典型，然而我的课很多是在那里上的。第一节就是差点迟到，在后排位置上看着讲台处一个年青人酷酷的开讲——后来跟他在静园草坪弹吉他、聊天，又后来知道了他很多八卦，据说是此间里面朱聪的原型，李扬帆。丫教了很多东西，不乏鸡毛蒜皮，后来我在外滩跟哥们解释HSBC就是拜其所赐，当然这只是细微处。还有温文尔雅的许sir，老顽童般的杨sir，对于当时文史不通的我来讲是如何的饕餮盛宴，很多东西就在那时候刻到了骨头里。三教的椅子我觉得最舒服，每次考试前的几天都去那里煎熬，不过我对其寿命不报乐观态度——很多人觉得它很烂，估计也快拆掉了。四教的格局我不喜欢，每次在三教嘘嘘时望着对面都在想怎么会有人在那里自习。但那里送走了我的一个哥们，当时我只是木木的难过，点蜡烛，守夜，送行。后来经历的事情多了，才开始慢慢明白。Mr.Gates似乎比我们都难过，我那时也不明白。现在大概明白了，但我还是没选择基督，我只能选择善良或是什么。John是我见过的最nice的基督徒，使我此后一直对这群人充满敬意。
　　化学系的新楼建起来了，如二中新校区和国关楼一般，我又没赶上，只能说习惯了。在老余组里实在没有太多美好的回忆，只是自己的懒散拖沓和老板的push。按照张伟的说法，就是在屎里面挣扎。读了研之后心境变了好多，目标也明确了不少，现在做的东西跟原来组里的方向承接的很好，当年老板的鼓励和批评，王珫、黄峰、焦雷和梁勇等师兄的教诲，有机所的各种讲座，现在居然老是能用上。只能叹息当年没有努力学更多而只是混混了。在北大的时候没觉得什么，出来了觉得还是那边牛人多，视野开阔——也许米国的同志们不这么看。不过北大那边实在是没什么找工作的氛围，老板也不咋鼓励这个，也有点难受，关键北京也没啥技术职位，tnnd。

　　跟中国所有地方一样，北大一直就是个大工地，未名湖铺柏油路，博雅塔装灯泡，都是我当年难以忍受了，后来似乎也习惯了。硬盘里某个中秋夜满是灯泡的博雅塔在水中的倒影的照片，却最能带给我那天的记忆——而当年我的评论是像迪斯尼乐园。也许这只是一种敝帚自珍的顽固，而没什么实际意义。我想象中的大学生活停留在42楼的凌乱，然而45乙总是住的更加舒服。北大总是要有变化的，没有理由为了迁就我孩子气般的回忆需求而尘封一切。新的电子公告牌版三角地也许是08级以后学生的精神家园，他们会有他们精彩的生活，而我只是一已经滚蛋的不入流北大毕业生。正如如今的未名triangle充满了琐碎的吃喝拉撒，谁还记得几年前上面充斥的都是kuku等id的激烈的政治的或是社会的讨论呢——如今光子的帖子被冠以挖坑的高帽而得到广泛的鄙视，而新来的他们，大概都去了reader或history。未名在变，变得生活化和更加和谐，变化的不光是未名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，不是么？
　　而有些北大的回忆也不属于我。南门一条街曾经人声喧嚣，如今只是一片平庸的草坪，没人注意；东门大草坪的吉他，已经是新的图书馆，毕业留念热门地点；我喜欢的百年讲堂，曾经的大饭堂和柿子林；04师弟问起，我却不知如何描述，只是叹息相识太晚的一塌糊涂bbs。这些变化恐怕也不是学长们愿意接受的，他们的青春和回忆已无从依托。更老的北大人的回忆，我更捕捉不到了。至少那个充斥着思想交锋的三角地，就是我不曾经历过的，我所经历过的三角地只是一个影响教学评估的破烂处所，一个即将现代化的不起眼角落。
　　我希望北大变得更好，希望北大成为理想中的北大。“当我年老的时候，我可以带着我的后代爬上图书馆顶层，指着那一片红墙灰瓦对他说：‘看哪！这是科学家和诗人的城市！’”

    2007年5月14日，我在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钟厅向师生们作了一个即席演讲，其中讲到：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，他们才有希望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，那是没有未来的。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！我希望同学们经常地仰望天空，学会做人，学会思考，学会知识和技能，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。

    我仰望星空，

    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；

    那无穷的真理，

    让我苦苦地求索、追随。

    我仰望星空，

    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；

    那凛然的正义，

    让我充满热爱、感到敬畏。

    我仰望星空，

    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；

    那博大的胸怀，

    让我的心灵栖息、依偎。

    我仰望星空，

    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；

    那永恒的炽热，

    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、响起春雷。

　　（其实生来是猪并不可怕，关键是要做一只什么样的猪。第一次精读这篇文章时，正是叶青要飞法国那几天。他是我认识的特立独行们的一员，我很怀念）

　　插队的时候，我喂过猪、也放过牛。假如没有人来管，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。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，饥则食渴则饮，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；这样一来，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，完全乏善可陈。人来了以后，给它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：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。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，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：前者的主题是干活，后者的主题是长肉。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，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，除了八个样板戏，也没有什么消遣。有极少数的猪和牛，它们的生活另有安排。以猪为例，种猪和母猪除了吃，还有别的事可干。就我所见，它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。种猪的任务是交配，换言之，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。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（肉猪是阉过的）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，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。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，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儿吃掉。总的来说，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。但它们还是接受了：猪总是猪啊。
　　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。不光是设置动物，也设置自己。我们知道，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，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，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，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，前者像些斗鸡，后者像些母猪。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，但我以为，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。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？人也好，动物也罢，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　　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。我喂猪时，它已经有四五岁了，从名分上说，它是肉猪，但长得又黑又瘦，两眼炯炯有光。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，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；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，这一点又像是猫——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，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。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，它也是我的宠儿——因为它只对知青好，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，要是别的人，它早就跑了。它是公的，原本该劁掉。不过你去试试看，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身后，它也能嗅出来，朝你瞪大眼睛，噢噢地吼起来。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，等它吃够了以后，才把糠对到野草里喂别的猪。其他猪看了嫉妒，一起嚷起来。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，但我和它都不在乎。吃饱了以后，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，或者模仿各种声音。它会学汽车响、拖拉机响，学得都很像；有时整天不见踪影，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。我们这里也有母猪，都关在圈里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，又脏又臭，它对它们不感兴趣；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。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迹，但我喂猪的时间短，知道得有限，索性就不写了。总而言之，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，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，还说它活得潇洒。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，他们说，这猪不正经。领导则痛恨它，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。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——我尊敬它，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，把它叫做“猪兄”。如前所述，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。我想它也学过人说话，但没有学会——假如学会了，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。但这不能怪它。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。
　　后来，猪兄学会了汽笛叫，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。我们那里有座糖厂，中午要鸣一次汽笛，让工人换班。我们队下地干活时，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。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，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——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。坦白地说，这不能全怪猪兄，它毕竟不是锅炉，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，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。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，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，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——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，但我不为它担忧——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，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。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，一百人也这不住它。狗也没用：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，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。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，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，手拿五四式手枪；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，手持看青的火枪，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。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：按我和它的交情，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，和它并肩战斗，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——它毕竟是只猪啊；还有一个理由，我不敢对抗领导，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。总之，我在一边看着。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：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，任凭人喊狗咬，不离那条线。这样，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，反之亦然；两头同时开火，两头都会被打死。至于它，因为目标小，多半没事。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，它找到了一个空子，一头撞出去了；跑得潇洒之极。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，它长出了獠牙，还认识我，但已不容我走近了。这种冷淡使我痛心，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。
　　我已经四十岁了，除了这只猪，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。相反，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，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。因为这个原故，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。